一条古时水，向我手心流。临行泻赠君，勿薄细碎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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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里归成客，新家去未安。诗书满蜗舍，征税及渔竿。火种山田薄，星居海岛寒。怜君不得已，步步别离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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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道乘骢发，沙边待至今。不知云雨散，虚费短长吟。山带乌蛮阔，江连白帝深。船经一柱观，留眼共登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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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安宅里当窗柳，望驿台前扑地花。(扑地花 一作：铺地花)两处春光同日尽，居人思客客思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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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安宅里当窗柳，望驿(yì)台前扑地花。(扑地花 一作：铺地花)
望驿台：在今四川广元。驿：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、换马的地方。当窗柳：意即怀人。唐人风俗，爱折柳以赠行人，因柳而思游子。扑地：遍地。

两处春光同日尽，居人思客客思家。
春光：一作“春风”。居人：家中的人。诗中指元稹的妻子。客：出门在外的人。指元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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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安宅里当窗柳，望驿(yì)台前扑地花。(扑地花 一作：铺地花)
靖安宅里，天天面对着窗前碧柳；望驿台前，春意阑珊，落红满地。
望驿台：在今四川广元。驿：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、换马的地方。当窗柳：意即怀人。唐人风俗，爱折柳以赠行人，因柳而思游子。扑地：遍地。

两处春光同日尽，居人思客客思家。
两处美好的春光，在同一天消尽；此时，家里人思念着出门在外的亲人，出门在外的人一样也思念着家中的亲人。
春光：一作“春风”。居人：家中的人。诗中指元稹的妻子。客：出门在外的人。指元稹。

参考资料：

赏析

　　这是元稹在三月的最后一天，为思念妻子韦丛而作。结句“不曾春尽不归来”，乃诗人悬揣之辞。料想妻子以春尽为期，待他重聚，而现在竟无法实现，怅惘之情，宛然在目。

　　首句“靖安宅里当窗柳”，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，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。“当窗柳”意即怀人。唐人风俗，爱折柳以赠行人，因柳而思游子，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，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。这诗句里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、凝眸念远的情景，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。

　　次句“望驿台前扑地花”是写元稹。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，春意阑珊，落红满地。元稹一人独处驿邸，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。这一句巧用比喻，富于联想，也饶有诗情。

　　三句“两处春光同日尽”，更是好句。“尽”字如利刀割水，效果强烈，它含有春光尽矣、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。“春光”不单指春天，而兼有美好的时光、美好的希望的意思。“春光同日尽”，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。

　　这样，就自然导出了“居人思客客思家”。本来，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，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，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。一种相思，两处离愁，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。

　　诗的中心是一个“思”字。全诗紧扣思字，含蓄地、层层深入地展开。首句“当窗柳”，传出闺中绮思，次用“扑地花”，写出驿旅苦思。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，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。三句推进一层，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。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，只用“春光尽”三字来写，很有含蓄之妙。四句更推进一层，含蓄变成了爆发，直点“思”字，而且迭用两个思字，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，点明诗旨，收束得很有力量。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，采用“平起仄收”式，但又与原诗不同，开篇便用对句，而且对仗工稳，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，也加强了表达力量。因为，在内容上，这两句同时写双方，用了对句，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，相思同样缠绵，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，相得益彰。又由于用对局开篇，用散句收尾，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，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。

　　我思古人，伊郑之侨。以礼相国，人未安其教；游于乡之校，众口嚣嚣。或谓子产：“毁乡校则止。”曰：“何患焉？可以成美。夫岂多言，亦各其志：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；维善维否，我于此视。川不可防，言不可弭。下塞上聋，邦其倾矣。”既乡校不毁，而郑国以理。　　在周之兴，养老乞言；及其已衰，谤者使监。成败之迹，昭哉可观。　　维是子产，执政之式..

译文

注释

　　伊：句首语气词。侨，子产的名。礼：指治国的礼法纲纪。嚣嚣：喧哗的声音。侨，教，嚣，押韵。维：语气词。否，恶。弭：止。理：治，指平治。止，美，志，避，视，弭，矣，理，押韵。

　　养老乞言：周朝兴盛的时候，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，让他们提意见，帮助把国家治理好。谤者：指批评国政的人。

　　是：指示代词，这个。式：法式，榜样。维：通“惟”。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，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。化，教化。於虖：同“呜呼”。

译文注释

　　伊：句首语气词。侨，子产的名。礼：指治国的礼法纲纪。嚣嚣：喧哗的声音。侨，教，嚣，押韵。维：语气词。否，恶。弭：止。理：治，指平治。止，美，志，避，视，弭，矣，理，押韵。

　　养老乞言：周朝兴盛的时候，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，让他们提意见，帮助把国家治理好。谤者：指批评国政的人。

　　是：指示代词，这个。式：法式，榜样。维：通“惟”。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，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。化，教化。於虖：同“呜呼”。

赏析

　　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，人们都不陌生。但韩愈却在他的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中把二者联系起来，加以对照。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，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　　春秋时，“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”。当时执政的是子产，他以礼法纲纪治国，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。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，批评，甚至攻击。有人建议毁乡校，子产坚决反对。他说：“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；是吾师也。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（同导）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（见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）

　　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，是完全正确的，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，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。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，是十分难能的。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仲尼闻是语（指上述子产的话）也，曰：‘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’”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、伦理道德的标准，从不轻易以仁许人，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。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。孔子的所谓中庸，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，模棱两可。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、乡愿，孔子是非常鄙视的。孔子的所谓中庸，就是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孔子曾经说过：“君子之行也，度于礼，……事执其中。”（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）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，互相矛盾，又互相联结，应取长补短，以得其中，否则就会“过犹不及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（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“度”），就要求使两端（即矛盾的双方）都能及时暴露出来，使人们及时了解，采取措施，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，变得积重难返，甚或酿成大祸。子产说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；是吾师也”。否则“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！不如小决使道（同导）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。

　　正确的认识方法，导致了良好的效果。当子产执政头一年，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，不满意，就怨恨他，叫喊“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！”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“众口嚣嚣”，仇视到了极点。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，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（毁乡校）的办法。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，“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”。结果，子产执政三年之后，舆（众）人诵之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！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”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，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，起了根本的变化。正因为如此，韩愈在诗中称颂“维是子产，执政之式（榜样）。”这样的颂词，子产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　　韩愈在诗中，也举了反面的例，就是《国语·周语》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。周厉王暴虐无道，国人批评他，他不但不改，反而派卫巫监谤，加以镇压。大臣召公劝说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，然后斟酌采行。但是，厉“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，三年乃流王于彘”。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，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（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）。

　　经过这样的对比，韩愈在诗中说：“成败之迹，昭然可现。”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，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，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。当然，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，但从认识论角度看，却有普遍的意义。

　　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“化只一国”（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），而大发感慨。”四海所以不理，有君无臣，谁其嗣之？我思古人。”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，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。因此，他对子产特别怀念。其实，在古代的封建社会，象子产这样的良臣，是很难被重用的，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，实施改革，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，一旦失势或死亡，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，即所谓政以人举，也必以人亡是也。

　　历史的经验证明，健全的政治，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，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，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，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，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、试验和比较，认识真理。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“下塞上聋，邦其倾矣！”同时，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、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，担任重要的职务，使他们能大展宏图。